檢視丁玲的原始碼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是一部具有爭議性的小說。不僅在當時有爭議，到現在也還有爭議。在4０年代，周揚等人從左的立場上腹誹這本小說。在8０年代，這部小說又被認為是一部左的作品。有人認為：「那里面簡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獨特的感受，只有那一個純粹政治性的主題，而這樣的主題是其他許多作家都已經寫過，以後還有更多的作家將要來寫的。如果說在《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里，我們還能感受到那個寫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獨特的女作家，這部長篇小說卻明白地宣告了這位女作家的徹底的消失，作為《桑幹河上》的作者，丁玲幾乎完全喪失了她自己獨特的藝術個性，包括她作為一個女作家的那些獨特的稟賦。」

怎樣看《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我認為，這是一本複雜的小說。從整體上講，這本小說是符合當時左的文學規範的。小說是按照階級鬥爭的理論進行寫作的。但是這本小說也有挑戰規範的地方。

首先表現在顧湧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後來說，寫這個人物是有糾左的動機的。

我們開始搞土改時根本就沒什麼富裕中農這一說，就是雇農、貧農、富農、地主。我們的確是把顧湧這一類人劃成富農，甚至劃成地主的。拿地的時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說是獻地，實際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壞地不足以維持那一家子人的吃用，但是還是拿了，並且認為這就是階級立場穩。在這樣做的當中，我開始懷疑。有一天，我到一個村子去，我看見他們把一個實際上是富裕中農的地拿出來了，還讓他上台講話，那富裕中農沒講什麼話，他一上台就把一條腰帶解下來，這哪里還是什麼帶子，只是一些爛布條結成的，腳上穿著兩只兩樣的鞋。他勞動了一輩子，腰已經直不起來了。他往台上這一站，不必講什麼話，很多農民都會同情他，嫌我們做的太過了。我感覺出我們的工作有問題，不過當時不敢確定，一直悶在腦子里很苦悶。所以當我提起筆來寫的時候，很自然的就從顧湧寫起了，而且寫他的歷史比誰都清楚。我沒敢給他訂成分，只寫他十四歲就給人家放羊，全家勞動，寫出他對土地的渴望，寫出來讓讀者去評論，我們對這種人應當怎麼辦？

其次，還表現在黑妮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里，丁玲在不經意中表現了對作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命運的某種關注。

丁玲這樣講述塑造黑妮這一人物形象的動機：「我在土改的時候，有一天我看到從地主家的門里走出一個女孩子，長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親戚，她回頭看了我一眼，我覺得那眼光表現出很複雜的感情。只這麼一閃，我腦子忽然就有了一個人物。」丁玲還說：「馬上我的感情就賦予了這個人物，覺得這個人物是應當有別於地主的。」

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內心深處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現出來了。黑妮是一個敢於追求自己的愛、自己的幸福的姑娘。她愛上了家里的長工程仁，就不顧門第、不顧一切地大膽愛著。這愛情被錢文貴發現後自然遭到反對，為拆開這一對戀人，錢文貴辭退了程仁。但這並不能破壞黑妮心中的愛。她偷偷地將鞋襪送給程仁，悄悄地與程仁約會。她對程仁說：「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咱一個親人也沒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沒良心，咱就只好當姑子去。」當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決心。黑妮盡管是一個農村姑娘，她身上卻有著莎菲的基因。

應該說，周揚對這本小說的腹誹確實很敏銳，他看出了這本小說的異端之處。可惜的是，八十年代的批評家反而沒有看出這兩點。

在這本小說中，丁玲獨特地感受和展現了農村階級關系的複雜性，寫了土改鬥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特別是寫農會主任程仁的心理，寫他的苦惱和彷徨，貼切而細膩。

丁玲後來在回答「寫好一部作品何者最重要」時，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寫出人來，就是要鑽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寫出那個人的心理狀態、不寫出那個人靈魂里的東西，光有故事，我總覺得這個東西沒有興趣。」丁玲小說最受左的批評所訾議之處就是寫出人物內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說最經得起時間考驗之處，也就是寫出人物內心的多重性。

《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在1951年得到了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周揚在做報告又說這本小說好，這讓丁玲很看不起周揚，私下說周揚長著一張做報告的臉。兩人的矛盾也在積累和醞釀。

丁玲當年的秘書[[張鳳珠]]曾說：「從內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瞧不起周揚。她認為只有作品才能說明一個人，而且作用是長久的。所以，她與周揚去蘇聯開會，高莽一路給他們當翻譯，高莽會畫畫，就給他們畫像。她說高莽畫的周揚不像。意思是周揚沒有畫上的那麼好。到了蘇聯，愛倫堡請客，名單上沒有周揚。大概愛倫堡認為周揚不是作家，只是共產党的官員。但周揚是代表團團長啊，丁玲給愛倫堡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希望他們注意到這個問題。那邊說商量一下，後來回電話說：愛倫堡睡覺了。實際上就是拒絕再更改了。這是丁玲回來講給我們聽的。她告訴我這些，說明她是瞧不起周揚的。丁玲還講，他們在蘇聯一起走時，周揚看到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就說，她很像周密(周揚的女兒)，又看到一個長得挺醜的孩子，就說像蔣祖慧(丁玲的女兒)。丁玲當然不高興了。你說，就這種極小細節，都很在意。可見他們的矛盾太深了。」

不過，丁玲在建國後一段時間內，文藝思想有時表現也很「左」。對蕭也牧小說《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就表現了這一點。

但是，丁玲也曾私下表達對當時的文學規範的不滿，她說：「我們現在就怕寫落後，就只能寫新人物，寫英雄品質，他們不知道這種英雄品質是如何來的，如何經過鬥爭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她還批評當時的創作：「不是廢話連篇，就是幹幹巴巴，板著臉死說教，都是氣不足，都想紙紮的花，其中沒有水分，沒有活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