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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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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離開南京== 1936年,丁玲離開南京,輾轉到[[延安]]。丁玲在當時也算世界知名作家,那時陝北的文化人還很少。丁玲到陝北,是給共產党爭面子的事情。因此,延安舉行歡迎會。 毛澤東專門填了一首《臨江仙》詞,打電報傳給丁玲: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丁玲到延安時,在毛澤東面前可以無拘無束地聊天。一次,丁玲和毛澤東談起對延安的觀感。丁玲說,我看延安就像一個小朝廷。毛澤東說,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說:林老,財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懷,國防大臣。毛澤東哈哈大笑說:你還沒有封東宮西宮呢!丁玲說,那可不敢,這是賀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賀子珍會有意見的。 當然,丁玲到延安後,也遇到了一些麻煩。[[康生]]懷疑丁玲是叛徒。丁玲要求中共組織部對她進行審查。審查結論是,「丁玲自首的傳說不能憑信」,「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革命忠實的共產党員。」 丁玲放下了心頭的政治包袱,她感到在延安生活,心情輕松愉快。個性主義意識於是又在不自覺中流露出來。 1941年,丁玲發表了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篇小說寫的是貞貞的故事。貞貞是一個性格倔強的女孩子,她與村里一個叫夏大寶的青年自由戀愛,決不服從家庭的包辦婚姻。為此她進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掃蕩,貞貞不幸被擄走,做了慰安婦,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報員。她受盡折磨,得了嚴重的婦科病。後被我方解救出來。當她回鄉探親時,受到鄉親的蔑視和冷眼。在鄉親眼里,貞貞是一個不知廉恥的破鞋。小說的敘述者是一個到邊區開展工作的知識女性(丁玲的代言人),她對貞貞的處境,表現出極大的同情,對貞貞周圍那些冷漠的群眾、愚昧的言論,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和批判。 1941年,丁玲還發表了小說《在醫院中時》。小說寫一個由國統區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陸萍在延安的經歷。陸萍畢業於上海產科醫院,像一切熱血青年一樣,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被分配到一所醫院工作。醫院管理混亂、不少醫護人員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不懂護理知識。醫院對病人也敷衍塞責,輕率地就給病人截肢。病房的衛生沒人打掃,病人的苦痛沒人過問。人們感興趣的,倒是捕風捉影地制造謠言,傳播緋聞。陸萍以一個醫生的職業道德和責任心,向領導呼籲,卻被領導認為她是知識分子的驕傲自大,看不起工農出身的領導和同事,結果遭來更多的誤解和批評,被扣上[[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帽子。最後陸萍身心俱疲地離開這所醫院,學習去了。 從這兩篇小說,我們還可以看出,丁玲並沒有放棄個性主義。更為關鍵的是,這兩篇小說把矛頭指向了解放區,對解放區的一些落後現象提出了批評,被認為是「暴露黑暗」。周揚後來說,在延安時期文人分成兩派,「一派是以魯藝為代表,包括[[何其芳]],當然是以我為首。一派是以文抗為代表,以丁玲為首。……我們魯藝這一派的人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這一派主張要暴露黑暗。」[[周揚]]還透露,這兩派在上海就有點鬧宗派主義。周揚和丁玲在「左聯」時期就共過事。但是,在感情上,丁玲顯然是偏向馮雪峰的。而馮雪峰與周揚是對頭。這就為丁玲和周揚之間的爭鬥埋下了伏筆。 1942年初,[[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運動,起初目標本來並不在文學,而是針對[[王明]]等人的政治鬥爭。但是,延安文人受到整風運動的鼓舞,打著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旗幟,大膽地揭露和批判延安社會的各種弊端。1942年3月間,《解放日報》《文藝》欄陸續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在延安文壇掀起了一個針對延安的落後面與陰暗面的「雜文運動」。 在雜文運動中,尤以丁玲和[[王實味]]最為引人注目。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針對延安存在的隱性歧視女性現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評。這篇散文還將筆鋒指向了「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里也會有難聽的誹語悄聲的傳播著,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著她」的江青。 由於王明不在延安工作,那麼延安出現的問題顯然就不應該由王明而應該由毛澤東負責。這樣,雜文運動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而不是王明,這是毛澤東難以忍受的。因此,整風運動很快把矛頭對准了這些不了解政治鬥爭秘密的作家。 丁玲本來是主要批判對象,賀龍就曾激烈批評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但丁玲後來被毛澤東保住了,毛澤東說:「丁玲同王實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於是,延安整風的主要對象後來變成了王實味。而這時,丁玲也借著批判王實味洗脫了自己。 延安整風使丁玲受到沖擊。整風之後,丁玲心態大變,逐漸放棄個性主義。丁玲後來的丈夫陳明回憶說:「那時她自覺地全身心投入延安文藝整風運動,運動中她寫了兩本學習心得,一本封面的題目是《脫胎換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遺憾的是這兩個筆記本都早已佚失了。」 整風運動後,丁玲寫了歌頌合作社工作模範人物的小說《田保霖》,得到毛澤東的表揚。丁玲說:「毛主席曾在一次高幹會上說:‘丁玲現在到工農兵當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別的同志也告訴我他聽到過類似的話,我聽到之後,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為我的《田寶霖》寫的沒有什麼好,我從來沒有認為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這是毛主席在鼓勵我,為我今後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綠燈。」 於是,丁玲到河北一個村子蹲點,參加土改運動,後來以此為生活基礎,創作了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這篇小說的出版頗有波折。丁玲首先將稿子送給周揚審查,周揚看了稿子後,認為小說有原則問題而不同意出版。周揚還和彭真講:這本書里表現了富農路線。在一次晉察冀土改工作會議上,[[彭真]]在會上不點名地批評了丁玲。他說:「我們的作家有沒有地富思想啊?我看作家也有地富思想嘛。寫雇農家里如何如何髒,地主家的女兒怎麼怎麼漂亮。」丁玲覺得這是在批評自己,對周揚產生了意見。她認為,彭真未必讀了小說的手稿,很可能是聽了周揚的一面之詞。後來丁玲又將稿子送給[[胡喬木]]看,胡喬木很欣賞。蕭三看了這本小說,也說好。於是,這本小說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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