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丁玲的原始碼

==5０年代收到沖擊== 

　丁玲在5０年代創辦了「中央文學研究所」，辦得相當不錯，獲得了學員的普遍愛戴。不過，這在後來被批評為「利用党和人民所交托的崗位，極力培植自己的小圈子，企圖實現她的稱霸文壇的野心」。

丁玲與周揚的矛盾在1955年爆發，這一年，周揚把丁玲和陳企霞一起打成「反党集團」。1957年[[整風運動]]中，丁玲本來有望平反，但是，風雲突變，整風運動變成反右派運動後，丁玲再次遭到了批判。而且陳年舊事都被翻了出來。特別是丁玲被捕後的表現，成為周揚等人攻擊的口實。毛澤東親自上陣，將《三八節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時期受過批評的作品，當作大毒草重新送上「再批判」的祭壇。毛澤東在親筆撰寫的按語中說：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實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當年曾經把丁玲與王實味相區別的毛澤東，這時又把他們捆綁在一起了。

周揚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這樣批判丁玲：

許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記》。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讀一讀她30年前的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幫助的。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可怕的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她說謊，欺騙，玩弄男性，以別人的痛苦為快樂，以自己的生命當玩具。這個人物雖然以舊禮教的叛逆者的姿態出現，實際上只是一個沒落階級的頹廢傾向的化身。當然，作家可以描繪各種的社會典型；問題在於作者對於自己所描寫的人物采取什麼態度。顯然，丁玲是帶著極大的同情描寫了這個應當否定的形象的。如果說這篇小說表現的是她早年的思想，那麼她入党很久以後，特別是在革命根據地生活了幾年以後，卻寫了像《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這樣的作品，就說明她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後來不但沒有改好，反而發展到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尖銳對立的地步。《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篇小說，把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搶去作隨營娼妓的女子，當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值得注意的是，馮雪峰在《丁玲文集後記》中，卻說作者所描寫的這個「靈魂」，是如何如何的「豐富和有光芒的偉大」。這就看出，他們的口味是如何相投了。丁玲在1941年寫的《在醫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現了她對工人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敵視。這篇小說是丁玲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動世界觀的縮影。小說把一個有著嚴重的反党情緒的年輕的女共產党員陸萍描寫為一個新社會的英雄人物，僅僅是因為組織上分配工作的時候沒有滿足她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作者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党和革命的需要咒罵為套在脖子上的「鐵箍」。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抵觸的情況下，陸萍對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視的眼光，並且在醫院中展開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動。小說把革命根據地的勞動群眾寫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寫成一個殘酷無情、陰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幹部從上到下都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作者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鬥爭。丁玲寫道：「她尋仇似的四處找著縫隙來進攻，她指摘著一切。她每天苦苦尋思，如何能攻倒別人，她永遠相信，真理是在自己這一邊的。」丁玲這篇小說，正是宣傳了她反党、反人民的「真理」，狂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真理」。從莎菲開始。在丁玲所描寫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經歷和性格上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欣賞莎菲式的女性。她對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贊賞決不是偶然的。她把這種類型的女性當作最可愛的堅強性格加以頌揚。可以說，多少年來，莎菲女士的靈魂始終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後來她穿上了共產主義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麼容易為人們所識別，而她作起壞事來危害也就更大了。

周揚把丁玲的問題上綱上線為「反党反人民」，認為丁玲的小說「反党反人民」。應該說，丁玲的小說確實存在著與党的文學規範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不是就錯了呢？我們知道，周揚後來宣傳人道主義，也被批評為「反党反人民」。那麼，周揚是不是又錯了呢？如果說錯的話，那麼都是錯。但是晚年的周揚並不認為自己宣傳人道主義有什麼錯。他對胡喬木的批判很是不滿。同理可證，丁玲的「反党反人民」不一定是錯的。「反党反人民」，作為一種政治標准，用來評價文學作品，必須慎之又慎。

其次，周揚的批判也顯得非常虛偽。周揚曾經很贊賞《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發表這篇小說的時候，周揚曾給丁玲寫信，說他看了這篇作品感動得流淚。周揚對自己感動過的作品進行聲色俱厲的批判，完全違背了自己的藝術良知。

1958年丁玲被開除党籍，下放北大荒。197０年又被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又被遣送到[[山西]]省[[長治]]市老頂山鎮漳頭村改造，1979年才複出。複出後在平反中遇到不少波折。周揚等人極力阻撓丁玲的平反，說她明明和國民党特務睡覺了嘛。

丁玲晚年扮演了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的角色，她反複宣傳，她描寫勞動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範人物的特寫《杜晚香》是她最好的作品。丁玲到[[美國]]大講她的北大荒經驗是如何美好和快樂，以至一些並無偏見的聽眾都覺得矯情。丁玲還屢屢批判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極左的文學作品。因此，晚年丁玲給人的印象是很「左」。

怎樣看晚年的丁玲的「左」？我贊成這樣一種觀點，即丁玲晚年的「左」可能只是一種姿態，丁玲在骨子里並不左。因為丁玲受了極左路線的苦，心有餘悸，知道中共內部的潛規則是「寧左勿右」，所以選擇站在「左」的一邊。丁玲在日記中曾這樣寫到：「舊的傷痕還在，豈能又自找麻煩，遺禍後代！」另外，也有與周揚對著幹的意思，你周揚不是把我打成了右派嗎？不是還阻撓我平反嗎？我現在就表現得「左」一點，看誰還敢說我是叛徒。

[[王蒙]]就曾堅信：丁玲骨子里絕對不是極左。王蒙講了丁玲的這樣一些故事：

我至今難忘的是《[[人民文學]]》的一次編委會，那時全國短篇小說評獎，中國作協是委托《人民文學》雜志社操作的。在討論具體作品以前，編委會先務一務虛。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據當時的形勢特別強調要嚴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話沒等她說完，丁玲就接了過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什麼思想性，當然是首先考慮藝術性，小說是藝術品，當然先要看藝術性。」

我嚇了一跳，因為那兒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管著，誰敢把藝術性的強調排在對思想性的較真前頭？

王蒙不敢。丁玲敢。丁玲把這個意思最終還是正式發表出來了。

丁玲有一次給青年作家學員講話，也是出語驚人。如她說：「什麼思想解放？我們那個時候，誰和誰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現在這樣麻煩！」

丁玲晚年創辦並主編文學雜志《中國》，發表了遇[[羅錦]]、[[北島]]、[[殘雪]]等人的作品。這些人物在當時都具有爭議性。但是丁玲卻給予了他們大力支持。終於，《中國》雜志在1986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勒令停刊。